石法心语 | 加油站“重生”记

看着办公桌上的卷宗，石景山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崔凯的眉头微锁。这起看似普通的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执行案件，牵出一起加油站腾退执行案件：A公司要求收回租赁到期后的加油站，但被执行人——某加油站的负责人老赵，却以设备价值高、员工安置难为由，拒不腾退。

“涉案加油站位于居民密集区，且属于危险化学品储存单元，强制腾退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崔凯深吸一口气，判决书早已生效，但强制执行的背后，是高昂的社会成本与未知的安全风险。

事情要从2001年说起，A公司与案涉加油站签订《租赁合同》，将所属的加油站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将加油站原使用的土地、房屋出租给改制后的加油站，租期二十年，由A公司的9名员工将其买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租赁期间，加油站将营业执照租赁给B公司实际经营，租赁期满后，A公司要求加油站返还租赁房屋、场地等，加油站股东则以员工无法安置、赔偿买断费用及改造设备等费用为由，拒绝返还。A公司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加油站将涉案房屋及场地等腾退交还A公司。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几经协商无果，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执行立案后，崔凯第一时间带着助理驱车前往位于居民区附近的涉案加油站，张贴腾退公告并了解加油站周边情况。

现场比想象的更复杂，加油站车流不息，紧邻居民楼，空气中弥散着汽油味。负责人老赵看到警车，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抵触。

“崔法官，判决书我收到了！但你们不能就这么让我们搬！这些设备、盖加油站的费用，这些都是真金白银投进去的！还有这么多员工，都是原先从A公司出来的老哥们，他们怎么办？”被执行人老赵情绪激动地说。

现场勘查后，崔凯意识到，这起不仅要执行判决，更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寻找一个“最优解”。

他一方面制定了详尽的腾退预案，也继续探索三方和解的可能性，同时让实际经营者B公司对加油站的资产进行清点并提交企业内部撤店方案。

回到法院，崔凯组织了一场三方的“圆桌会议”。气氛一开始剑拔弩张。

“我们希望将加油站场地租给B公司，但加油站的资质租赁要价太高，达不成和解就只能腾退，我们也没有办法”A公司的律师率先开口。

“你们说得轻巧，我的损失谁赔？我的员工谁管？我不同意腾退，腾退就把钱赔给我！”老赵立刻反驳。

“我们是想继续经营加油站，正在和A公司谈租地。但跟老赵的资质租用价码，谈不拢啊，他要价实在太高了，我们没有利润空间。”B公司对于和解的意愿十分迫切，但也道出了现实中的困难。

三方各执一词，仿佛一个无解的死结。在详细倾听了三方当事人诉求后，崔凯了解到和解的阻碍主要来源于被执行人老赵。原来，他当年以低价从A公司处租下土地，再加价转租给B公司，赚取了丰厚差价。如今租约到期，他只能靠出租“资质”收费，心理落差大，故而狮子大开口，导致和解始终达不成。

崔凯随即展开“背对背”调解。

他对老赵释明法理：“老赵，你的很多诉求于法无据。如果坚持不配合，法院只能强制腾退，到时你不仅拿不到租金，还可能因拒不执行而受罚，员工安置更是无从谈起。”

“A公司，根据政策，加油站一旦强制腾退，这块地很可能只能变为绿地，你们的长期收益也将归零。”

“B公司，加油站的资质与地址绑定，腾退了，你们的经营资质也就作废了，前期投入和客户都将流失。”

几轮下来，三方的态度有所软化，老赵和A、B公司都表示愿意做出一些让步，和解初见曙光。

然而，老赵却在宽限期后再次反悔，把和解当成了“拖延战术”。崔凯迅速启动强制腾退方案，邀请了区应急管理、公安、街道等部门联动协助。

次日一大早，多辆警车开赴加油站，拉起了警戒线，并疏散群众。B公司在客户群里发布了暂停营业公告，气氛瞬间紧绷到了极点。

崔凯走到面色发白的老赵面前，语气严肃：“赵某，法院现在依法进行强制腾退，请你立即配合！”

看着眼前的阵势，想到强制清场后的惨重损失，老赵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崔法官，我同意和解！再给我一点时间，细节上可以再谈。

强大的执行威慑力，成了压垮老赵侥幸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成了推动和解的最强催化剂。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三方终于在现场达成了初步和解协议。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三方签订了正式协议：A公司将土地租赁给B公司，B公司租赁加油站的资质并继续经营，老赵也避免了损失，员工仍继续在加油站上班。

案件结案后，A公司送来锦旗，由衷地说：“崔法官，谢谢您！要不是您，拖了这么久的事情不可能这么圆满解决。”

看着那面“严肃执法、尽职尽责”的锦旗，崔凯想到的三方利益共赢带来的良好社会效果以及社区居民能够享受到的安全便利的生活环境。他深知，执行的艺术，远不止于强制。它是在刚性法律与柔性人情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智慧，是用责任的力度托举民生温度的担当。这起加油站腾退案的“最优解”，正是一位执行法官用脚步丈量、用耳朵倾听、用智慧破解，最终写下的精彩答卷。